下录文章原文发表在年《管理视野》4月期和7月期。在此鸣谢，特别感谢《管理视野》主编陈晓萍教授。

表达与复兴：佛罗伦萨断想

文

周长辉

（上）

谁抹丹青画一川，蜿蜒流入百花间。

教堂钟塔闻余响，犹似黄昏缕缕烟。

翡翠凝成诗句冷，蓬篙漂入异乡孤。

半宵风向东南寄，年少徐郎万里书。

（作于年2月7日）

这两首题为《老桥》的绝句作于春节期间在罗伦萨游历。91年前，即年的夏天，徐志摩在佛罗伦萨，留下了一首传世名篇《翡冷翠的一夜》。从此，中国人的字典里多了一个美丽的异国城市的名字，翡冷翠。

其实，这个城市的名字，Firnz，本意乃花也。

年的时候，这个城市的银行家所集结成的行会发行了一种金币，一枚小小的金币的背面印有这个城市的拉丁文名字Florntia，正面则镂刻这个城市的图徽——百合花。这个金币叫做Florin，亦名为flowr。

那时，还是中世纪。那时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基于共和制的自治城市，这个城市的公民，也被称为Florntins，或者Flowrs。在一些有关那个时期的专著中，flowrs还特别是指那时的VIP公民们。当时的共和城市的政府叫做Signoria，政府中的最核心的执行机构叫做GonfalonirofJustic，最初由六名公民后来增至九名公民组成的委员会。这九名委员，每两个月由市民公开投票选举一次产生，其中八名委员分别来自叫做Guild的大小商业或行业行会，而第九人则叫做Gonfalonir，乃城市市旗的临时护持者，或者称为公平旗手，而佛罗伦萨的市旗则是白底上的红色百合花。这个设计保留至今天。

这就是诗中“花”的含义。所谓“百花”，暗喻这个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城市乃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文艺复兴时期无数大师巨匠的摇篮，也是留给后世的一个芳菲无尽的圣地。

老桥，是指阿诺河上的有三个拱洞的维琪奥桥（PontVcchio），当年徐志摩也一定到过这个老桥，并且写入了《翡冷翠的一夜》中：“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诗中唯这一句与佛罗伦萨有关。在老桥之上，望着缓缓流淌的阿诺河水，这时才能切身体会徐志摩用翡冷翠来译佛罗伦萨的名字是多么的形象生动。

带着对中华文化复兴有关问题的沉思，我来到这里，希望找到一些启迪。我不知道徐志摩当年是否带有与我类似的沉思和希冀。但我敢确定的是，至少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探访对象，那就是伟大的诗人但丁。

公元年，但丁出生于佛罗伦萨。成年之后，他曾在Signoia中工作，甚至曾经作为医生和药剂师行会的代表，被选入政府的核心执行机构效力。他曾经参与了反对教皇压迫的斗争，不幸的是，斗争失败，但丁于年被放逐两年，并被罚金Florins。这是什么概念呢？在那个时间的年之后，35个金币作为一年的租金差不多可以租一个带有花园的房子，而50个金币可以买一个奴隶。因为但丁没有交罚金，所以之后被判永久放逐。他从此再没有踏回故土。

也许正是这次永久的流放，催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诗篇——《神曲》。

在《神曲》的开篇，但丁写自己迷失在黑暗的森林中，在迷途中遇见了豹子、狮子和母狼，以及诗人维吉尔的灵魂。随后，他用一万四千多行诗句，表达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新新智慧的渴望，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鞭笞邪恶，并真实地揭示了人的本性，讴歌高尚，赞美自由意志，给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但丁被誉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从那时起，到现在，我认为还没有一位诗人，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欧洲，或者是中国，乃至在全世界，能够具有但丁一样的伟大情怀，以但丁那样伟大的情怀去表达，取得但丁一样的旷世成就。

但丁是第一人。但丁不是一个人。

在但丁身后，在佛罗伦萨这个伟大的城市，巨子频出，他们若璀璨的星辰，交相辉映，照亮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天空。在这方面，如莱昂纳多-达芬奇（公历–）这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他把科学与艺术完美地结合，把文艺复兴运动推向顶峰，国人对之可谓家喻户晓，自不必赘论。这里仅举另外四位Flowrs，借以管窥文艺复兴时代的表达。

第一位，乔托。乔托于公元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乡村。成年后与但丁结识，彼此成为挚友。乔托与但丁一样，被认定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和先驱者之一，特别是在西方美术史，他被尊誉为“欧洲绘画之父”。在他众多的杰出作品中，《犹大之吻》、《哀悼基督》、《金门之会》和《逃亡埃及》等四幅画作最被推崇，特别是《犹大之吻》和《哀悼基督》。中世纪的绘画僵硬教条死板，乔托引入透视画法，光影处理，调整颜色基调，特别是大胆表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自然真实特征，巧妙地改变绘画风格，为宗教绘画作品中注入了生活的生动气息，因此，在艺术上开创了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

第二位，多纳泰罗。多纳泰罗于公元年，他在–年期间创作了雕塑作品《大卫》，被称为第一件复兴了古希腊时代裸体雕像传统的艺术作品。这件作品中的大卫，逼真地展现了一个真人的身高和身材比例，有血有肉，与中世纪对神化人物的僵化教条的处理方式，作了毅然决然的告别。

第三位，波提切利。波提切利于公元年出生于佛罗伦萨。如果说多纳泰罗脱去了神的外衣，那么波提切利则走的更远，更加大胆，更加创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他大量采用教会反对的异教题材，并大胆地绘画全裸的人物。《春》和《维纳斯的诞生》是他的杰作，细腻，典雅，秀美，动人。他受到但丁的思想的影响很大。他的画作，他不再用神的道德去判断，而是基于人性，更多的是同情心。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渗入他作品中的同情心比通常情况下真实的人性中的同情心还要浓烈，虽然他是一个幻想家，但这份同情心却使他一位成为如此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在气质上，他继承了但丁的幻想、敏感，甚至警惕，他的作品表现创作的真实，带来奇妙的愉悦。正因为这样，他的笔下圣母有了自己独特的表情和姿势，而贝壳上的维纳斯亦显柔弱和落寞。

第四位，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于年出生于佛罗伦萨。他与莱昂纳多·达芬奇和拉斐尔并称为文艺复兴的后三杰，故而中国人对于他亦耳熟能详。米开朗基罗从但丁那里继承的是勇气和力量，所以他的杰作《大卫》，在多纳泰罗之后，又开新河。值得一提的是，米开朗基罗的得意门徒——也是Flowr——瓦萨里，写了一本被称为世界美术史的开山之作，叫做《名人传》。因为他太敬爱他的老师米开朗基罗，所以，瓦萨里在这本著作中把最多的篇幅给了米开朗基罗。但是，他的老师并不买账，据说米开朗基罗随后让另外一个学生给自己专门写了一个传记。为什么呢？因为，米氏认为他绝非如瓦萨里所记录的那样只是一个画家和雕塑家，而是“一个诗人”。

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乃至颠覆传统的“异见者”，都是佛罗伦萨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表达者。不要以为在这个世界，能够表达是人人都具有的能力。恰恰相反，因为奴役和麻木，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表达，他们甚至不知道还有表达的需要或者必要。

我之所以认为后世没有一位诗人堪比但丁，并非因为后来的时代没有但丁的时代同样的精彩，事实上，后来的时代远比但丁的时代更加精彩；这并非因为后来的世界没有但丁的世界同样的迷乱和苦难，事实上，后来的世界远比但丁的世界更加迷乱和苦难；这并非因为后来的人没有但丁一样的对复兴的美好生活的渴望，事实上，后来的人更加渴望那渐行渐远的古典时代和还没有真正到来的美好的自由未来。

而是因为，后来的人，不懂得一个道理：表达。后来的时代，缺少如但丁时代及其后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济济一世又彼此交相辉映的伟大的表达者。

表达，首先需要觉醒。它不掩饰迷惘，困惑和彷徨。但它思考。而且它执着。表达从无落到虚无缥缈之处。表达振聋发聩，自有唤醒，启迪，点亮的力量。

表达，必定来自且唯一来自心灵。而只有诗性的心灵，才能够表达，才至少具备表达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也许是通向真理的通道，甚至是唯一的通道。它至少是我们人类可以接近真理的最近的桥梁。

中国自14世纪以来，如但丁一般的诗性的表达，沉寂几百年，直到“五四”运动之后，灵光一现之后，复又沉寂。更何况“五四”运动，其对于中华文化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另文再论。

到如今，如果我们回首过去的一百年，中国是这么走过来的：经过内战，然后外族入侵，然后复内战，然后是人民公社，然后是文化革命，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公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才迎来好日子。但是，三十多年来，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并且满足于甚至执迷于“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靠触觉而不是靠视觉前行的时代。这个时代不结束，就不能走向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而今看，中国经济蓬勃之势，其之于世界，颇类于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期间佛罗伦萨之于欧洲。过去十几年中的野蛮生长，亦类于那个时期佛罗伦萨之资本主义的崛起状况。当前的社会，既开放着，又同时封闭着，既发展着，又同时腐败着，既有左的，又有右的，既开启新政，又制于旧政。这与文艺复兴初期的佛罗伦萨更相像。

中国梦的时代，不是白日梦，不是黄粱梦，必须是沉思和表达，然后是文化复兴。没有文化复兴，谈不上中国复兴。

我们当下需要的，也同样地，是像佛罗伦萨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表达者。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表达。我们需要追求新的智慧和新的美学。我们需要新的视角。我们需要新的表达。

（下）

夕阳斜照，绿水悠悠。伫立于佛罗伦萨的老桥之上，我想起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位巨子。

这个人对中国的管理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恐怕是最具有争议的人物。事实上，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有争议的政治思想者。这名佛罗伦萨人，也如但丁一样在当时的共和城市的政府中工作过，甚至担任要职，也同样地遭到放逐，而且，与但丁创作《神曲》如出一辙，他似乎也是因为流放催生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君主论》。

是的，他就是马基雅维利。公元年，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年，他遭到放逐。在一贫如洗中潜心写作了《君主论》。

读过《君主论》的人也许不一定注意到，这本书的序言其实是一篇献词，其篇首写道：尼克洛·马基雅维利致伟大的洛伦佐·德·梅蒂奇殿下书。

通常，传记作家在认定梅第奇家族的历史特别是财富与对文艺复兴贡献的历史时，一般从柯西莫的父亲乔凡尼·德·梅蒂奇算起。维基百科对这个家族所做的总结也非常清楚。乔凡尼·德·梅蒂奇经营银行事业，他在世的时候，已经成为佛罗伦萨的首富。他一生谨小慎微，临死之前把家族事业交给儿子柯西莫，并交代要低调行事，避免参与公共意见。柯西莫在其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银行事业，一度发展成为全欧洲最有实力的银行。自柯西莫开始，梅蒂奇家族成为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年）。在年，科西莫一世·德·梅蒂奇，成为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从此传至七代，到年，因为子嗣断代而终结。期间，这个家族还出了两位教皇，两位法国王后。

年，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所献给的洛伦佐二世·德·梅蒂奇是当时的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二世的祖父——洛伦佐一世——是梅蒂奇家族最有名的人物，即被称为“华丽公爵”的洛伦佐·德·梅蒂奇。洛伦佐一世与他的祖父柯西莫是梅蒂奇家族财富的奠基者，也是与文艺复兴中前期发展最有关系的两个赞助人，因此传记作家一般都会对他们爷俩浓墨重彩。英国传记作家克利斯托夫·赫伯物（ChistophrHibbrt）所写的《ThRisandFallofthMdici》则把梅蒂奇家族的近多年兴衰史写的最为详尽。我从头到尾读了两遍。掩卷而思，不禁唏嘘。

那么，我为什么而唏嘘呢？

我的唏嘘，是因为作为一名管理学者，我其实很早就了解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特别是《君主论》的思想，亦记得其中的很多名言。也正因为这样，才对之长期排斥。尽管我很早就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译本，但一直置于书柜的角落从未翻阅。何以如此？因为，正如长期以来主导的意见对他的盖棺定论一样，我曾一直坚信这是一部“邪恶的圣经”，坚信所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完全就是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坚信其主张是厚颜无耻的功利主义。

但是，这次游历让我的看法彻底改变。我放下旧有的偏见，以学术中立的态度，重新捡起原文阅读，特别是在游历中，通过全面地回顾意大利乃至欧洲的历史，深入了解意大利的当时社会状况，对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特别是对他的情怀和表达，获得了重新的认识。

我认为，在了解历史背景之后，必须要认真地阅读到该书的最后一章——第26章——才能。有心的人，读到这一章，应该被打动。他在第26章的最后一节写到：

拯救意大利的良机终于到来，机不可失！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在那饱受外族欺侮蹂躏的所有省份，人们将以无限爱戴，复仇欲望、赤诚和感激涕零来迎接他们的拯救者！拯救者怎么会被拒之门外呢？有谁会拒绝服从他？如何还会有嫉妒的羁绊？有哪个意大利人还会对他拒绝效忠？…

拳拳爱国情怀，一片赤子之心。他比当时的任何其他的意大利人都更加真诚，都更具有悯怀。因此，我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表达者。

他并不是孔子、孟子或者朱子。他不需要伪装成圣人。因为，事实上，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一样，马基雅维利不过是描述了一个人性的事实，他其实就是《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儿。他本来也不是为了立言传世，而是为了当世的情况，他是希望意大利能够统一，给人们——其实是给他的后世子孙们——带来新的福祉的保障。这是多么谦卑的希冀啊，这是多么具有大爱的表达啊。

所以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在其当时，没有不妥；传之后人，误读在己。

望着缓缓流淌的阿诺河水，我在沉思，如果我们中国人反省刚刚经历的百年，审视当下，意欲迎接复兴的未来，那么，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敢于指出“皇帝的新装”的天真儿童呢？是不是也需要马基雅维利一样的真实表达呢？我们需要的表达，不是照本宣科，不是虚与委蛇，不是不疼不痒，而是一语道破！

我的唏嘘，还因为就在我去佛罗伦萨游历之前，在国内参加过两次论坛，皆是探讨关于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企业的社会责任（SocialAccountability），以及财富价值的问题。中国的新财富者们，就家族传承而言，大概在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样子。他们愿意讨论sustainability，这是很好的开始。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深刻理解财富的价值，没有理解财富如何转换和发挥价值才能实现sustainability，进而具有socialaccountability。更不用说，尽管新财富在高喊“中华文化复兴”的口号的时候与普通国民别无二致，然而他们中还几乎没有人理解到底可以为中华文化复兴做什么。

我的唏嘘，同时来自梅蒂奇家族的启示。伫立于老桥之上，当我环顾这座美丽的城市，梅蒂奇家族昔日的荣华富贵，皆已化为如烟往事。什么是这个家族的财富价值呢？什么是这个家族的sustainability呢？梅蒂奇家族历经年，最终不过还是绝嗣而终。这个家族的两位子孙成为教皇，但却基本上都成为反面的历史教材。即使如柯西莫那样有美德的长寿者，也最多活到了75岁，他到晚年的时候似乎非常厌世。而那位被称为无所不能的伟大的“华丽公爵”洛伦佐，44岁英年早逝，逝世前疾病缠身，苦不堪言。

那么，什么是财富的价值呢？一个家族的sustainability在哪里呢？梅蒂奇家族的案例告诉我们：在于其与文艺复兴连在一起的那部分贡献，在于其赞助和支持具有创世的表达，在于其通过转化为公共价值而经久不衰的部分，在于其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为当世和后世称道并纪念的个人美德。

这个家族中的几乎每一人都对艺术和公共事业给予积极的投入。最值得称道的有三人：柯西莫，洛伦佐一世，和梅蒂奇家族的最后一位公主安娜·玛丽·梅蒂奇（-）。

柯西莫和洛伦佐一世，都自身极有教养，推崇古希腊文化，不惜巨资，花费苦心，在世界欧洲各地收藏珍贵的图书、手稿，建立图书馆，并对公众开放。他们所捐资修建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在今天也是佛罗伦萨的地标建筑。他们对艺术家都极其尊重和爱护，甚至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建立友谊。比如，多纳泰罗死后安葬在梅蒂奇的家族教堂，与柯西莫的安葬处相距不过5米。更不用说，米开朗基罗从14岁便受到洛伦佐一世的保护和栽培。他们慷慨捐资扩建比萨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得益于梅蒂奇家族的奠基性贡献，今天的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是世界最顶尖的美术学院之一。

当梅蒂奇家族传至最后，只剩下安娜公主的时候，她本可以像许多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那样变卖家族三个多世纪的所有收藏和宫殿，但她没有那样做。她最后通过一纸遗嘱契约，把所有家族的艺术收藏和乌菲兹美术馆捐赠给佛罗伦萨并限制任何一件都不能离开佛罗伦萨或托斯卡纳地区。她逝世后的16年，乌菲兹美术馆对公众开放。今天，当我们徜徉于乌菲兹美术馆的八十八个展厅，欣赏十万多件琳琅满目的的画作和雕塑，我们该如何理解财富的价值，家族企业的sustainability和socialaccountability呢？

往小处说，今天佛罗伦萨兴旺的旅游业，很大部分要归功于梅蒂奇家族的Sustainability和SocialAccountability。往大处说，梅蒂奇家族的Sustainability在于其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在于通过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巨匠的表达而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精彩的表达！这个贡献不仅仅是佛罗伦萨的，也不仅仅是意大利的，而是全世界的。

中国的新财富者，难道不应该从这个案例中获得启发和开悟吗？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过一个知名的财富新贵做出类似于梅蒂奇家族在文艺复兴中所做的——权且不论其做的多少！我倒是听说过某位财富新贵与一位画家联合作画，作品拍卖了万人民币。我谨希望这幅画作在年后还有一些价值，也算对得起子孙。

我还没有听说过，今天有哪位财富新贵如梅蒂奇家族资助比萨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那样慷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实行捐助免税制度。据我所知，斯坦福大学的创建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制度，而是因为发心。

前不久，有一位当代了不起的企业家——他也是当今可以在全球财富排行榜名列前茅的富豪之一，来北京大学给一个公益MBA项目做演讲。他说（大意）：最近才知道纽约中央公园是多少年前美国的富豪摩根家族买下的，那时就确定这块地永远作为公园，什么都不能干。以前不知道这个理念，即使知道了也没钱，现在有钱了，但没有地了。

悲哀的是，中国还有无数的“空白之地”——在艺术领域，在教育领域，在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在公共设施领域，都需要有心的人去投资支持。新财富者们只是视而不见而已。

知识分子和新财富者，同是这个时代的脊梁，他们不是两个隔绝的领域，不应该老死不相往来，或者相敬如宾敬而远之，或者共谋和勾结，或者攀附和豢养，或者彼此鄙夷和仇恨。他们应该向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Flowrs！）那样，合作，一起表达。

中华文化复兴，需要诗性的表达，如沧海横流，似阳光普照。诗性的表达，不是向这个世界的索取；而是向这个世界的赠予。

这也不是几个人的事业，而是一个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业。在追求和实现这个伟大事业的过程中，财富的价值，或者说其唯一价值是通过与中华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而转化为可以传世的公共价值，从而获得Sustainability。这才是全体社会人共同的SocialAccountability。

最后，作为佛罗伦萨游历断想的结语，如果可以化用狄更斯的话，我愿意这样说：

这或许是最糟糕的时代，但一定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或许是愚昧的年头，但一定是智慧的年头；这或许是怀疑的时期，但一定是信仰的时期；这或许是黑暗的季节，但一定是光明的季节；这或许是失望的冬天，但一定是希望的春天....

北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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