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谓公为慧业文人，而遣其糟粕；谓公为经济名臣，而志存邱壑；谓公为道学真儒，而不名濂洛；谓公为人天导师，而已解禅缚。——王士祯《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一、展翅显奇俊，积善蕴不凡慧业文人、经济名臣、道学真儒、人天导师……能得到清康熙刑部尚书王士祯如此赞誉的“完人”是何许人也？他就是的淄川名士高珩。高珩，字葱佩，号念东，别号紫霞居士，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年），曾任清康熙朝刑部侍郎，故世人又称之为高司寇。要说清楚高珩的故事，就不能不先说说他的家世。淄川高氏祖籍青州蒙阴，明初迁入淄川，居城北二十里之月庄（今淄川区双杨镇月庄村）。经过数代人的不懈耕耘，到了明中后期时，高氏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最著名的望族之一。高珩的曾祖父叫高汝登，《淄川县志·义厚传》记载其是一位“敦仁好施，温恭长者”。虽“有田四千亩”，但由于“尽佐施予，而家鲜担储”。有田地四千余亩，却因为好义乐施，家中几乎没有余粮。嘉靖四十五年淄川闹饥荒，他延请乡人到自己家里，为他们提供食物，全活百余人。明万历年间淄川大旱，他先后两赈饥荒，“取粮者如市”，并连续三年代百姓交纳赋税。高汝登在当时被人们称为“高老佛”，他去世时五百里内乡人皆罢市哀悼，甚者在淄川城东立祠祭祀。高珩的祖父高举，万历庚辰进士，曾任御史。高举为官以言事耿直毫无避忌而为人称道。有一次，宦官张德于掖门下殴人致死，朝中百官无人敢过问，只有高举敢抗疏以谏，终伸张正义使张德依法伏诛。高珩的外祖父王象乾，曾任兵部尚书。八十三岁高领时还被明王朝再次起用为总督，镇守蓟辽威震九边。高珩的父亲高所蕴，也是一位“人有贷必应，率多不偿，不以为怀”乐善好施的乡贤……而我们的主人公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拥有良好家风的家庭里。高珩本人自幼聪慧异常，读书也十分刻苦，《淄川县志》载：“珩读书，入神，天黑不觉，其母唤之，方醒，遂吟诗曰：东风把盏醉言欢，词曲为羹赋作餐。白日摄香犹未尽，夜来倚月抱书眠。能够把诗赋当下酒菜，吃个半夜通宵之类的，足见他读书到了手不释卷，如痴如醉的程度了。天赋异禀加上努力刻苦，高珩的科举之路自然也比常人顺畅的多。他28岁时即考中举人，四年后考中进士，并且入选了翰林院庶吉士。据学者统计，明代进士的平均中试年龄是33.3岁，高珩32岁考中进士初看上去似乎算不得太厉害。但进士和进士可是不一样的，因为高珩不仅仅是进士，他还入选了翰林院庶吉士，这个庶吉士的身份就很了不得了。庶吉士，由进士中有潜质者担任，大体意思就是先让他们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各种官职，情况类同今天的见习生。而且根据明朝“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政治惯例，庶吉士是唯一具备跻身内阁，官至“宰相”资格的人选。也就是说，作为庶吉士的高珩是进士中的佼佼者，是当时“储相（宰相预备队）”队伍的一员，政治前途是相当光明的。二、陆沉怎由己，惊魂两朝间奈何造化弄人，前途一片大好的高珩却在入选庶吉士后的第二年便遭遇到了他人生中一场过山车般徘徊于天堂地狱间的试炼。高珩考中进士的第二年是崇祯十七年，这一年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甲申年。这一年三月（阴历，下同），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大明王朝覆灭，北京城的明朝官员们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来了个一锅烩。该拷的拷，该掠的掠，一时间真真成了“天街踏尽公卿骨”了。据陈济生《再生纪略》记载，三月二十三日，包括高珩在内的92名确实没多少油水可榨的明朝旧官（高珩只是一个刚参加工作一年的实习生而已）被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委任以官职要求为之效命，从而侥幸逃过了恐怖的拷掠。但是大顺政权在北京的统治没持续几天，因为不久之后李自成大军就在山海关前被获得“冲冠一怒”技能加成和开启了满洲兵崭新科技树的吴三桂多尔衮联军直接团灭了。四月三十日，没多少兵马的李自成只得放弃京师向陕西撤退。五月二日，清军先头部队进占京师。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大明、大顺、大清，短短一个多月，京师三易其手，眨巴眼功夫换了仨皇帝，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不管别人咋想的，反正高珩是不打算继续陪他们玩下去了，他决定暂时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据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高珩拉着同乡小伙伴李呈祥一起找在京为官的王鳌永研究如何开溜。这王鳌永也是淄川人，扯亲戚的话还是高珩的表叔。王表叔显然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一听到他俩的建议就直接引用贾诩训李傕郭汜的那套话飚了起来：“跑你个大头鬼啊！跑得出京城，跑得出这天下？我看这天下眼瞅着就要姓爱新觉罗了，不若，你懂的……（今日之事何所逃于天地之间？孔子日：素夷狄行乎夷狄。今日纵欲归家，大兵旦夕即到，二公家将焉往）”。道不同不相为谋，眼瞅着王鳌永铁了心投清而去，高、李这俩实习生也只能自寻出路自个儿开溜了。“高、李遂行，出城数里为零虏所劫，剪其发，夺其资囊，二人因留滞通湾，甚困”。直到该年七月，高珩才辗转回到淄川老家。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兵荒马乱的年头，连跑个路都这么惊险刺激。高珩、李呈祥离开后不久，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登基成了顺治皇帝，清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正式开启了。为了能尽快收拾人心使天下安定，尽量缓解彼时尖锐的满汉冲突，清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来争取前明官员再度出仕。顺治二年四月，高珩被清朝政府授予内翰林秘书院检讨，但高珩赴任不久即请假归里。顺治三年，高珩再次赴京任职，但不久后又再次请告归里。就在高珩第二次请假在家的这段时间里，高珩的老家淄川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再次把我们的主人公高珩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漩涡。顺治四年六月，高苑人谢迁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军进攻淄川，并在内应的帮助下一夜之间攻陷了淄川城。谢迁入城后随即对处死了已赋闲在家的清兵部尚书、翰林院侍讲学士孙之獬和明内阁首辅张至发的侄子张泰瑞等多人。由于有着和孙之獬一样“叛明降清”的“罪行”，高珩自觉继续留在城中必然也是自身难保，于是他当夜冒着生命危险“缒城得出（从城头顺着绳子溜下），手指皆穿”逃出了淄川城。高珩逃脱之后“身入官军营中，赞画破贼方略”。《淄川县志·兵事》载：“大兵（清军）旋集，凿长濠围之，凡两月，从地道引火轰城，城崩，贼始歼”。在清军的围城作战下，谢迁起义军不堪一击，被迅速镇压。谢迁起义虽被迅速镇压，但淄川城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因为清军历来就有破城之后放纵士卒奸淫掳掠百姓的传统，在清初则更为普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屠城事件也绝不是个案。于是，淄川城迎来了一次恐怖的屠城，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清兵屠淄》中记载“收复后，城中子女多为兵掳”，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鬼哭》同样记载“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人们甚至需要“扛尸涤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燐飞，墙角鬼哭”。身处风暴之中的高珩虽然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但他仍竭尽自己所能多方协调，减轻了破城之后的烧杀抢掠损失，“其赖府君（高珩）调护得安全者甚众”。（高之騱《司寇公行实记略》）对于高珩这段徘徊于两朝间惊险万分的经历，后世的评价自然也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高珩最初对于是否投清是有过摇摆的，证据就是清军入京之后的逃遁乡里和后来两次赴京做官又两次请假回家，笔者甚至觉得高珩曾经萌生过回归故里过闲云野鹤般隐士生活的想法。但“地方云扰”和谢迁之变无疑打破了高珩的这一想法。而且由于高珩参与了对谢迁起义的镇压活动，让高珩不得不把自己紧紧的捆绑在了满清的战车之上。高珩后来在《和同年孙介黄仕不可为行》中写出了他身为前明遗官被迫投清的窘境和心态——“仕不可为隐无所，郡邑忧危辇下苦，高飞莫道是冥鸿，弥天何处逃网罗……问我长林之乐何所至，又向金门来避世”，不想出仕而又归隐无所，家乡郡邑处处是别人想陷害啖食的天罗地网。身逢乱世，如风中飘絮，逃无可逃，只能背上“贰臣”的名声赴京为官避祸。这正是：三生香烬世无涯，噩梦茫茫旧事差。纵使重来如柳絮，飞扬知复在谁家。顺治四年年底，高珩再次步入京师，起补旧职。三、仁心映铁面，清气满坤乾虽然再次回到了“中央”当官，但高珩的京官生涯却并不舒坦。一则是清廷信任和重用的是满族亲贵，对明朝旧官并不是完全信任，甚至带有一丝鄙视。多年之后乾隆皇帝甚至毫不避忌的说“明末诸臣望风归附……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对于乾隆皇帝这种吃完饭就骂厨子的行为，大家见仁见智吧。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身为明朝旧官且只是一名实习生的高珩自然难以得到重用，至多分配到“科教文卫”等清水衙门凑合一下。二则是当时由于连年战争，清廷国库确实比较紧张，所以科教文卫等衙门的日子也确实不好过。顺治六年，高珩调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大学校长）。当时国子监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干这个差事，基本上都是对付个一年半载就托关系开溜。高珩却在这个位置上连任两年仍然没有升迁，个中原因应该是他没去“跑官要官”吧。正如好友唐梦赉在《紫霞先生传》所戏谑：“好不容易当了个京官吧，又不懂跑官要官，结果好几年都没提拔调动（既官于长安，不问迁除，累年不调）”。就连彼时最大的贰臣洪承畴也拿高珩开涮。某次，洪承畴来到国子监说：“先生可谓五丁开山矣（一次祭祀谓之一丁，高珩连续干了两年，已完成四丁。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我看你至少还要再干半年啊）。”高珩笑了笑回答说：“何妨六丁六甲（意思是：不要说再干半年，再干一年也无所谓了）”。果如高珩所说的“六丁六甲”，他真的在国子监祭酒的位子上待了三年。顺治八年，高珩升任内翰林秘书院侍讲学士，同年又奉命主持江南的科举考试。如果说国子监祭酒是个清水衙门，那么典试江南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肥差了。果不其然，高珩刚到不久就收到了不少故旧好友夹藏于馈赠书籍中的请托条子和许诺的重金酬谢。果然是“南省秋闱，闻多弊窦”啊，高珩不由得大骂了一句淄川方言“这就是来胡捣鼓啊（此胡为者）！”高珩将所有的请托条子付之一炬，不受其干扰公平公正的主持了这次考试。考试结果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好评，“榜发，多海内知名之士，一时咸称得人云”。鉴于此次任务的圆满完成，高珩的仕途也开始一路通显。他先后被提拔为詹事府少詹事、正詹事、国史院学士。到顺治十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年末，高珩转吏部右侍郎，并于次年四月升转吏部左侍郎。当年，高珩以省亲请假归里，并且一待就是一年零八个月。归来后的高珩本补原职，却因为对赈济畿辅提出异议而被顺治帝降二级认知太常寺少卿。简单点说，高珩仕途生涯的前期基本是在教育部门徘徊，或许是由于高珩在主持科举考试中的清正形象太过抢眼，清廷开始让他进入最需要清正之气的司法系统。顺治十四年，升任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古时最高审判机关，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明清时，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最高公检法机关。也正是从顺治十四年开始，高珩开启了他游走于三法司掌管国家司法工作的司寇生涯，一颗正气凛然的铁面新星即将冉冉升起。高珩铁面生涯的第一段佳话是“打屁股问题”。“打屁股”是民间叫法，官方的正式叫法是杖刑，是古代一种惩罚度较轻的肉刑。打屁股看似简单，实际却隐藏了很多猫腻儿。一是判官的声音高低决定打板子的轻重。如果判官高喊一句“朝死处打”，犯人八成是要悲剧了；如果判官略带暧昧的说一句“用心点打”，衙役也便心领神会，犯人的屁股自然也可安全过关。二是衙役的手上功夫决定犯人是否残疾。如果衙役想放犯人一马，他就会一板子打到底直接来个皮开肉绽鲜血横流，犯人挨完板子回家抹上药膏过个十天半月照样活蹦乱跳；而如果衙役想黑死犯人，他就会动用手法让犯人肉烂皮不烂，这样的犯人下半生多半是要残疾的。总之，自古衙门套路深，唯有银子暖人心，打屁股这事儿自然而然也就和行贿受贿挂上了勾。高珩这次遇到的犯人显然是不太懂“规矩”的，加之犯人的仇家买通了衙役要落井下石，所以这次的打屁股完全是奔着“朝死处打”去的。果不其然，行刑刚一开始高珩就发觉苗头不对，于是他马上予以制止：“打屁股就是打屁股，如果把人打死了，还能叫奉公守法吗？”由于高珩的据理力争，这名犯人捡回了一条性命。由于高珩为官公正廉明，不久又升任宗人府府丞。当年，高珩再次向朝廷请求假归，且这次里居的时间长达八年。直到康熙五年高珩才官补原职，继续其仕宦生涯。康熙九年，高珩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次年升任刑部右侍郎，同年底升转刑部左侍郎。高珩的司法生涯不惟是铁面无私，还有不少闪烁着先进法治思想的片段。在担任刑部左侍郎期间，高珩就尝试过一次非常有意义且非常专业的“案例援引”判决，并以此判决推动了彼时的立法工作。这就是对打破“赔尽家产再赔人”惯例的故事。某次，一名官员因拖欠官银无法偿还而要遭受惩罚。清朝此前的惯例是，官员若拖欠官银无法抵偿，便要以家口没官罚作奴隶来作为惩罚。高珩认为这样判决太过严苛，而且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很不合理的。根据现代的司法实践，当法官遇到这种没有明确法律条文规定的案件时应该使用“援引案例”进行判决，即从既往经典案例判决中寻求参考。我们不知道彼时有无这种司法理念，但高珩无疑是实践了这一理念的。高珩从刑部旧有档案中查阅到了一则基层胥吏（基层小官员）倾家荡产后被豁免的案例，并以为作为了“援引案例”。高珩认为，应该以此“援引案例”对此案进行判决，甚至应该以此援引案例为契机进行法律条文的修改，以保证以后再发生类似案件能依法判决。因为高珩认为“就事论事，只能救一个人；而修改不合理的法律，却可以救很多的人（即事之救人有限，立法之救人无穷）”。其后的事态发展也如高珩所预期的一样，他的主张得到了皇帝批准，更多的人因此受益（遂为定例，后所全活者无算）。除此之外，高珩的为官生涯中还有过不少善行懿举。康熙七年，他奉命祭告神农、虞舜二陵。祭告期间，他革除以前的供帐旧例。期间路过楚地，他严禁溺女婴陋俗，捐金设立育婴堂收养弃婴；途经淮安灾荒之地，他又捐出所带私人银两籴米数百石赈济灾民。某次，高珩的下属佟某因工作过失要受到很严厉的处分。高珩说：“佟某年轻有为前途远大，如果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其仕途未免可惜，而且还会伤了他老母亲的心。我年纪大了，已经无所谓了，不如这个黑锅让我来背，所有责任和处分由我来扛着”。后来高珩居然真的具表上疏，自请削爵一级，将所有责任扛了下来。正如这位佟姓官员后来所言：像高司寇这般高风亮节的人，如今真是不多见了。四、悟道何须隐，世间亦可禅康熙十一年，六十一岁的高珩以葬亲请假归里。高珩的这次以病请家居，真正是不打算再度出仕，从此悠游乡野山林了。树欲静而风不止，高珩回家归隐七年后的康熙十八年，号称“清初直臣之冠”的魏象枢向康熙皇帝椎荐了包括高珩在内的十个人委以重任。高珩被再次被任命为刑部侍郎。根据《康熙起居注》的记载，高珩再度就任后不久就发生一起严重的工作失误——在向皇帝汇报工作时居然忘记遗漏了事项（十九年十月十五日……高珩只奏二事，上问其余，珩不能对。奏曰：臣一时失记）。康熙皇帝对此很不满，甚至迁怒到了举荐高珩的魏象枢，要连他也一起处分。当时的重臣明珠给他俩求情说：“高珩因衰老不能供职，别无劣迹，臣等之意，魏象枢似无庸议”。康熙采纳了明珠的意见，高珩以刑部侍郎的身份退休，魏象枢也没有受到牵连。不管怎么说，高珩安全退休了。尘世纵横数十年，半生劳碌鞍马前，经历了明亡清兴的大风大浪、顺治康熙两朝几十年的宦海沉浮，高珩“位愈高而谦谨愈敦，年益增而德行益励”，退休之后更是恬静超逸。他曾经在《与人同异说》这样概括自己，“吾之幸也，寿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乡居期间，高珩常与学识渊博的僧道往来，每日生活在读书、写诗及交游之中。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高珩毫无官架子，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王卓在《今世说》记载“高念东，家般阳，每风日晴和，自跨一驴出，遇嘉石浓荫，即系驴而卧。途逢一推小车者阻于崖，呼公助力，公欣然为挽车。见者不知其贵人，自己也忘其为贵人也”。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记载有一篇更为有意思的逸闻，某次高珩在门口的水湾里洗澡，恰好有位小吏来给高珩送请柬，见湾里许多人洗澡便也进湾洗澡。高珩对他说：“帮我我搓搓背吧”。公差给他搓完之后说：“现在换你给我搓搓背吧。”高珩也乐意的给他搓背。公差随口问：“谁知道高司寇住在哪里？”湾里洗澡的孩子们笑着说：“给你搓背的不就是高司寇吗？”公差吓了个半死，连忙下跪请罪。高珩却说：“搓个背算个啥罪嘛？”给山野村夫拉车，给底层小吏搓泥。将相虚名随风而去，正如他在康熙十九年《离京师松筠庵留诗》中写的那样：户倚双藤梵宇开，无人知是相公来，相看一笑忘朝市，风味依然两秀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高高在上的高司寇仿佛又成了当年那个居于乡里的普普通通的高秀才。他极力撰文募化帮助淄川县振兴教育、兴修水利，倡导移风易俗，在重修淄川学宫、般水官坝、孝妇河六龙桥、郑公书院、建义仓、县府立旌善瘅恶亭等事务中也都积极出力。康熙二十七年（年），孝庄太皇太后薨，高珩按照礼制进京哭临。但这番旅程“往返二千里”，对于一个已经七十七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有些吃不消了，高珩“顿增衰颜，步履需人矣”。晚年的高珩更为大彻大悟看透生死，他在《生死说》中说“大约我之死，自视如未死。然盖未死之前，世上未觉多此一人，既死之后，世上亦未觉少此一人”。高珩尤其对丧事大操大办极力反对，他在《劝止丧棚迂解》对丧事大操大办批判道“大操大办丧事的，当时以为显摆了一把，过后还不上账没有不难堪不已的；当时做足了孝敬爹娘的样子，过后想想花了这么多瞎钱没有不背后骂爹娘的（本以为荣也，而后乃至于辱。本以为孝也，而后至今怨且诅其父母）”。甚至在自己的后事安排中，高珩坚持把已经买来的高档棺材卖掉换成普通棺材，用省下的钱财来接济穷人。他在《长歌》中不厌其烦的教导子孙：何妨死，何妨死，自古圣贤不免死；……各家报讣欲何为，不过往来费事耳；湖广买来百金棺，久已嘱咐不用此；何用金棺盛死人，金棺亦似土坑耳；人死棺自不可无，不过十金便足耳；……乔装体面多费钱，难道这是真孝子？不如留点赈饥荒，留点阴德给孙子。高珩还留与子孙庭训曰：人患不读书，不患读书而君相不知；人患不学道，不患学道而仙佛不渡；人患不积德，不患积德而鬼神不敬……不知有可畏之天，不知有可怕之人，不知有可听之言，不知有可悔之过，不知有当忍的豪气，不知有当戒的女色，不知有当却的财利，是即有祸矣，反是则福将至矣。康熙三十六年（年），八十六岁的高珩无疾而终，洒然而暝。五、闲人野论读史就是读人，读人就是读心。毫无疑问，高珩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另类、一个传奇。他官历三部居庙堂之高却又心系江湖淡薄名利，委身贰臣投身仕清却又始终与朝堂若即若离，身为司寇执掌刑狱却又仁心宅厚旁通佛道之义，不可谓不奇也。奇人之奇，奇在其才，奇在其志。而要分析高珩的奇志，就不能不解读一番高珩的内心。统观高珩一生，笔者认为他始终摆脱不了三个心结的羁绊。其一是不庸于俗略带高冷的“名士情结”。高珩出生于一个兼具清誉与官名的诗礼之家，自小接受宋明理学教育，再加之其天赋异禀少年得志，很容易造就他一份不庸于俗的名士情结。“名士情结”的第一个表现是“爱惜羽毛”，这让高珩相比常人更为不易受利禄所诱。其后来主持科举时不受贿赂也正是他这一情结的体现；“名士情结”的第二个表现则是“率性”，高珩从崇祯十七年入选庶吉士至康熙十九年退休期间仕官38年，期间至少有5次请假归里，合计里居时间却达18年之久，几乎占到了职业生涯的一半，真可谓是是想来就来说走就走，“率性”的可以，颇得古之名士之风。其二是其始终不愿面对的“贰臣身份”。高珩投清是因为“地方云扰，不获里居”和后来被迫卷入了谢迁之变。尽管明亡之时高珩仅仅是一名仅参加工作一年的“实习生”，尽管他投清有着怎样千般万般的身不由己，在那个看重“臣子大节”的时代，在那个满汉矛盾仍然尖锐的社会形态下，“贰臣”这个身份始终是高珩内心深处最敏感的一个心结。“贰臣身份”这一情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高珩对仕途并不“上心”，仕官多年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甚至临终时打破惯例不向朝廷“要官”。高珩如此做一则是他当年投清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于无奈；二则是当时的贰臣也确实不好当，位高权重不见得就是好事。且先来看看高珩身边“贰臣”其结局都是怎样的吧。同乡前辈孙之獬，主动投清首倡剃发，后死于谢迁之变，清廷居然未予以任何旌表，可谓寒心之至；表叔王鳌永，投清后在青州之变中死于反清农民军之手；同榜进士兼同乡患难之交李呈祥，给顺治皇帝上疏提建议却被斥为“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惨遭流放；同榜进士兼好友梁清标，仕清后因在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过程中“偏袒”前明旧臣而被康熙皇帝数次训斥降级；同乡好友唐梦赉（严格说不是贰臣，是遗少），因学术观点不同而被顺治皇帝罢黜；同乡兼好友孙廷铨，受权臣鳌拜排挤而抑郁而终；同榜进士探花郎陈名夏，私下场合批评剃发政策，绞刑……这些人与高珩交集甚众，有些（如李呈祥、唐梦赉、孙廷铨、梁清标）甚至是非常亲密的友人，亲眼目睹他们的种种际遇，高珩怎能不心有戚戚焉？总之，清初的汉官不好当，贰臣汉官更是不好当，因为人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贰臣的。身为受人歧视的贰臣，能全身而退已是善哉善哉，遑论建功立业。另外，高珩步入政坛的起点是很高的——庶吉士（预备宰相），如果明朝不亡，以其才学及祖辈在朝廷积攒的人脉（祖父高举曾任御史、浙江巡抚，外祖父乃新城王氏，王氏仕官多人，时人称“王半朝”），混到内阁应毫无压力，熬个内阁首辅（宰相）也是大有可能的。但在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这些愿景几乎是不可能的，尚书（部长）已然是大多数汉人官员的玻璃天花板。上述种种，也可以算作是高珩对仕途不太“上心”的一个客观原因吧。高珩对于贰臣身份的认知心态也是颇为矛盾的。多数时候显出一幅哀凉和“爱咋咋的”的心态，正如他在《莫论》的写道：“莫论千秋事，千秋事可哀。地皆前辈历，书任后人裁。黄壤英雄骨，青蒿将相才。乾坤多故甚，只有劫残灰”。他在《春燕》中则似乎是在开脱，他写道：天地遽庐日日新，几家王谢尽黄尘。新来燕子凭君住，莫问当年旧主人。一句“书任后人裁”“莫问当年旧主人”，“爱咋咋的”的哀凉心态可谓跃然纸上。但有时高珩也会忍不住发泄身为贰臣受人歧视的不满。年，河北省正定县发现了高珩所撰写的《梁清标墓志铭》（梁清标事略前文已有论述），值得玩味的是，碑文很明显是当时刻好之后又被磨去了字，学者考证认为“与当时高珩的碑文有关，即写有康熙‘黠性多疑’字样”（《南画北渡：梁清标的书画鉴藏综合研究》）。同榜进士、同为清廷贰臣、同样被康熙“敲打”过数次，我想高珩一定在好友梁清标的墓志铭说了很多平时不愿说和不敢说的心里话，可能远非一句康熙“黠性多疑”那么简单吧。其三则是月庄高氏流传数代的“畏天爱人”。“畏天爱人”家风起自高珩的曾祖父高汝登（高老佛），中国人的宗族意识自古有之，家世、宗族在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中都会有不可磨灭的烙印。高珩自幼受到这种家风的影响，再加上其接受的是正统的宋明理学教育，自然会有更深入骨髓的“畏天爱人”思想。“打屁股”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而不草菅人命、推动立法“救人无穷”、捐金设立育婴堂收养弃婴、捐出私银赈济灾民、主动替下属背黑锅……这些都是他“畏天爱人”情结的表现。另外，高珩所从事的工作基本属于公检法司系统，多年的执掌刑杀反而加深了对“畏天爱人”的理解，正如他在《书于燕台松筠庵之僧窗下》记录其工作感想时写到：连日方会审，重囚之当决者约二百人……不过贪、淫、嗔之一念不能自止，随至杀身倾家。刑钺操诸手，菩提生于心，看似矛盾，却是高珩人性最真实的写照。君子如珩，一代代帝王将相终成尘土，唯贤者之诗名流传不朽。“名士情结”、“贰臣身份”、“畏天爱人”，这三种心结融合在一起，共同造就了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人生，共同造就了一个不流于众、不庸于俗、率性而为，矛盾万分却又和谐统一的名士高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