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12-22中国国家地理郑直领航工作室

四个港口

广袤的蓝色海洋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页

就是商人、探险者的必经之途

始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连接着中国、东亚、南亚、

西亚、非洲和欧洲的主要港口

多年过去了

古老的船队已成为历史的回响

旧港也不复当年的喧哗

这条面向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新航道上

现代化的巨型远洋轮船

装载着原油、钢铁、矿石、机械等现代化物资

依然在奋力航行

▲远洋航行中的集装箱货轮

摄影／李朝良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濒临阿拉伯海的瓜达尔港

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南端起点

历史上这里曾是个并不起眼的小渔村

如今，瓜达尔港是巴基斯坦第三大港口

可以作为东亚国家转口贸易

及中亚内陆国家出海口

瓜达尔港

位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波斯湾的咽喉附近

紧扼从非洲、欧洲经红海、

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通往东亚、

太平洋地区数条海上重要航线的咽喉

瓜达尔距离全球石油供应的主要通道

霍尔木兹海峡

大约公里

斯里兰卡科伦坡港

科伦坡，斯里兰卡首都

是印度洋上东西航运的交通枢纽

素有“东方十字路口”之称

从中世纪起

这里就是世界上重要的商港之一

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兰卡宝石

便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出

斯里兰卡具有

扼印度洋咽喉的天然海上交通优势

年前

郑和船队北上印度、西去东非

都把斯里兰卡作为必经之地

现今保存在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的郑和碑

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确凿的证明

▲斯里兰卡渔民传统的捕鱼方式：高跷钓鱼

近年来

斯里兰卡受到世界和地区大国的重视

与大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博弈不无关系

也与中国对斯里兰卡不断上升的投资有关

特别是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

无论美国还是印度

都颇为担心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吉布提吉布提港

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

是一个面积仅2.3万平方公里

人口不足90万人的小国

吉布提境内

沙漠和火山约占全国面积的90%

走出首都吉布提市不远

视线内能看到的就只有戈壁、火山岩

除了带着利刺的合欢树

很难找出再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植物

吉布提位于亚丁湾西岸

有风平浪静的深水天然良港

更重要的是

与同在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不同

吉布提是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度

▲海上安全是海上丝绸之路永远的痛点

摄影／代宗锋

吉布提

在大国的海外利益拓展及国家安全战略中

一直占有不可忽视的独特地位

吉布提港的战略地位缘何重要？

吉布提扼守红海进入印度洋的要冲曼德海峡

南部的吉布提港更是扼守亚丁湾战略咽喉

属于控制地中海到印度洋、

非洲内陆到阿拉伯半岛的战略要地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作为首都雅典外港的比雷埃夫斯港

是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码头

港口距离雅典市中心30多公里

在中国建立通往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规划中

比雷埃夫斯成为一个连接亚非欧的枢纽

以避免货运船只必须途经直布罗陀海峡

才能抵达鹿特丹或者汉堡港

希腊是传统海运大国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吨位

海运的商业氛围极其浓厚

具有悠久历史

有“世界海运晴雨表”的美誉

希腊是中国在欧洲区域的一个重要投资点

也是中国重要的地缘政治据点

通过希腊可以辐射更多的欧洲国家

比雷埃夫斯港在欧洲有着得天独厚的重要位置

是中国走向地中海的门户港

借助这一港口可以有效促进

中国与地中海之间的海运繁荣

这一区域的海运线路在未来也会变得更加繁荣

▲希腊东海岸、爱琴海边的Platamon城堡

比雷埃夫斯港是地中海中

距离苏伊士运河到直布罗陀轴线最近的港口

是船舶通过地中海前往大西洋、

通过红海前往印度洋、

通过马尔马拉海前往黑海

从而连接巴尔干半岛、南欧地区、黑海地区

与西欧、中东欧地区、中东、非洲的良好中转港

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它还是个天然良港

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通过这一港口的建设

可以使得中国的海外利益

在欧洲区域获得新的支点

思考

你还知道海上丝绸之路上有哪些港口？

内容来自：《中国国家地理》

年10月

主要港口

广州

广州古称番禺城，自秦汉起，得山海之利，地控珠江三江入海，海陆相交的地缘地理条件，使广州成为岭南乃至两广地区两千年来的地缘中心。地缘中心的地位以及鲜明的海洋属性，让作为中国的“南大门”的广州成为印度洋地区及南海等国家商船到达中国贸易必先到的港口，所以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的定期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古称“广州通海夷道”。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明清两代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重要的港口，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可以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

广州港的兴起除了地缘地理优势外，同时官方也积极主动经营对外贸易，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因此广州港的海外交通一直很兴盛。秦始皇统一岭南时的广州已经成为了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的集散地，在广州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里，便有一捆非洲象牙和一件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银盒。”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为珠江“大舶参天”和“万舶争先”壮观景象而赋诗曰：“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宋末至元代时期，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海上丝绸大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之多的外国商船和商品来广州进行贸易，使珠江之滨的广州呈现出一派外贸繁荣的景象。英国人威廉?希克为之惊奇，而发出了广州珠江的商船可以与伦敦泰晤士河相媲美的感叹：“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着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至年，这段特殊的时期，广州很难发挥出大港口的历史优势。年后，广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历史优势和渊源，广交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招商的大舞台。随着航运业的大船化趋势对深水港的要求，广州港也由河港转为海港，主力港由黄埔港移至珠江口几何中心的南沙深水港。

泉州

泉州，西方称之外号“刺桐”（zaitun），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高

峰期（12-14世纪），也是古代中国在中外贸易中居主导地位的时期，泉州作为东西洋间国际贸易网的东方支撑点，占有重要独特的历史地位，是当时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哥伦布致志寻找东方新航路，在意外发现美洲时还认为终于到了泉州。

宋元之交，主掌泉州港的蒲寿庚及其所代表的地方投降政治势力叛宋降元，献城献海船交于元军进攻残余宋军，加速灭宋于广东崖山。蒲寿庚的主动变节叛宋降元众所不齿，却在客观上使泉州港免于战火，保持繁荣。之后蒲氏又促使元廷加封妈祖为天妃，成为新的泉州海神，之后成为全国性的海神。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主港仍是泉州，但元朝民族等级残酷，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为最低等，这便使得泉州港的实际权益落入色目人阿拉伯人手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元后期，中央朝廷的权力斗争波及到这利益攸关的第一大港，导致长达十年的亦思法杭兵乱，泉州港受到重创。

明成化十年（年）泉州市舶司移设福州，标志着泉州港四百年的外贸港地位的终结。

　　清代，在因郑成功反清复明战争和海禁迁界的影响下，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港口的繁华已烟消云散。大批民众为了生计开始背井离乡，下南洋过台湾，造就泉州今日中国第一侨乡和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港繁华落尽，衰落到默默无名不为人知，以致西方学者在整个19世纪都在争论那个曾经在12-14世纪无比繁荣为西方所津津乐道的zaitun（刺桐）究竟在哪里。直到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问世，zaitun即泉州才成定论。桑氏总结这场国际性争论：“zaitun为中国中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年中外学者联袂来泉州考古调查，文物遗迹琳琅满目，外来宗教石刻随处可见，实证了zaitun即泉州。几百年衰落意外使得当年泉州港的历史遗迹得到较好封存，而其他城市当年遗存基已消亡。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丝考察队来泉州后为众多遗迹尚存感叹认可，遂定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年轰动一时整体打捞，始发泉州沉没于广东阳江的“南海一号”南宋沉船再次验证了当年泉州港的繁荣。

　　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如今的泉州、厦门、金门、钓鱼岛、澎湖及台湾。古泉州港有“四湾十六港”之称。“四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湄洲湾，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从而组成了这个著名的海丝名港。

经中央批准同意，文化部与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每两年一届，永久落户泉州市。

宁波

宁波，古称明州。位于中国南北海运航线的终端，通江达海，辐射内陆。浙东运河将宁波与钱塘江连接起来，隋朝开通大运河后，浙东运河又成为大运河的自然延伸段，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南北水运动脉，宁波则成为大运河出海口。通过钱塘江、长江、大运河等众多水系，使宁波港的辐射力拓展到众多内陆省份。

宁波博物馆“明州港”展示图

宁波博物馆“明州港”展示图

　宁波的海外交通始于东汉晚期。这一时期，舶来品和印度佛教已通过海路传至宁波地区。唐长庆元年（）明州迁治三江口后，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场，修杭甬运河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明州成为中国港口与造船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跻身于四大名港之列。日本遣唐使先后四次在明州登陆入唐。明州商团崛起，越窑青瓷远销世界各地。中国的东海航线主要由宁波进出港。

宋元时期明州港是中国三大国际贸易港之一。北宋淳化二年（）始设市舶司，成为中国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同时也始通东南亚诸国。两次受旨打造“神舟”，造船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

　　明代海禁，宁波港衰落，但宁波港仍是中日官方勘合贸易的唯一登陆港，明海禁导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而宁波双屿港一度是浙江乃至江南最大的私商港。

　　清代设在宁波的浙海关是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之一。

南京

公元3—6世纪，六朝政权为了建立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友好往来，形成了以建康（今南京）为起点的东海航线，这为拓展和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六朝政权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外国交往主要通过海路进行，建康都城成为各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主要城市。佛教经义乃至佛寺建筑就是在此时从建康传入百济（韩国）和倭国（日本）。

15世纪，明朝郑和下西洋使南京成为郑和下西洋造船基地和始发港，见证了海上丝路最后的辉煌。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汇集地。永乐皇帝为表彰其出使西洋修建的天妃宫、静海寺以及为下西洋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龙江宝船厂等历史遗存见证这一航海壮举。

福州

福州(港)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泊地之一，肇始和奠定了对外商贸格局，推动繁荣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中期至五代时期，不仅发挥着中外经济贸易通道的历史作用，还促进了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就佛教文化交流来讲，唐末五代主闽的统治阶层十分推崇佛教，寺院及僧侣数量居全国前列，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佛寺(如雪峰寺等)与高僧(神晏、师备、长庆慧稜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时期，福建与印度、朝鲜、日本等国在佛教文化上交流频繁，主要表现为许多外国僧人来到福州学习交流佛法。《三山志》卷38“怀安县安国寺”记载，“光化初，僧师备自雪峰来居焉，馆徒常千人，高丽、日本诸僧亦有至者”。《十国春秋》卷99记载：“西天国有声明三藏至，太祖请备(名僧师备)辨验。备以铁火箸击铜炉，问是何声？三藏曰：铜铁声。备曰：大王莫受外国人谩也。三藏无对”。《五灯会元》卷7记载龙华灵照禅师，“高丽人也，萍游闽越，升雪峰之堂”；卷8记载长庆慧稜法师名下有一位“新罗国龟山和尚”。此外，史籍记载的还有来自三佛齐的三位僧人，“三佛祖师者，一刘氏，交趾人，一杨氏，南华人……因同诣雪峰义存，求证上道”，义存法师为三人落发讲道。

扬州

从空间地理上来讲，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是大运河。大运河因为其在中国水陆交通网络中的关键地位，长时间成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扬州则借其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的独特位置和大运河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兼得江、河、海运之便，隋代扬州就确立了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唐朝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崛起，扬州成为唐朝吞吐四海，沟通宇内主要窗口。宋、元时期，扬州仍然起着纽带作用。扬州是漕运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8世纪中期商业经济地位跃居全国首位。

漳州

明朝海禁，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泉州港作为宋元两朝官方大港，受到严格管控压制。走私只能在沿海小港口进行，官府虽明言海禁但在地方官府利益驱使之下控制不力，往往采取纵容政策，最后私商贸易逐渐集中到漳州月港。

月港，在漳州城东南20公里，北距泉州城80公里，月港是属于内河港，港道不深，它的港道从海澄港口起，沿南港顺流而东，要经海门岛才到九龙江口的圭屿，再经今天的厦门岛方可出海。正因为月港港道水浅，大型舶船不能靠岸等等自然条件不优越却非常便于将“开放”控制在能够由官府掌控，管理，盘查情况下，月港很快一举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私商港口。在西方商业扩张势力东进于浯屿时，内地私商可以通过月港到近海的西方商业据点去交易。

年隆庆元年，明朝廷迫于内外压力，解除海禁开放月港，“准贩东西洋”，月港终于得到正名，迎来中国海外贸易的月港时代。月港从兴起到繁荣昌盛近年。月港时代正逢西欧大航海后的扩张时期，它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菲律宾）为中转，与西班牙荷兰等西欧扩张势力相互贸易，在中国外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月港开洋不久遇到朝代更替，郑成功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争战几十年，不仅战火殃及月港。同时清廷为扼制郑氏，在沿海实行迁界，繁华的月港航运商贸一时萧条。禁海、迁界，使月港完全衰落而一蹶不振。而郑成功占据厦门时，厉行“以商养军”大力发展海运，厦门港遂兴起，地处其后方本来就以厦门为出海必经地的月港，其作用渐被厦门所取代。清康熙年在厦门设海关，正式取代了月港的海外贸易地位，内河、近海的水运中心也向漳州府靠拢而移至（龙海）石码港。

蓬莱

蓬莱（登州）唐代以前为天然良港，宋庆历二年（）设“刀鱼寨”，明洪武九年（）建蓬莱水城，水城内的蓬莱阁在此期间也逐步扩建继而名声大振，蓬莱水城及蓬莱阁作为一个整体完整体现了古代登州港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蓬莱（登州）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东北亚交流的纽带，受到历朝历代政府的重视。据现有可查阅资料表明，历朝历代朝、日使节共有65次在登州登陆的记录。唐宋时，在此设立“新罗馆”、“高丽馆”专门接待水路来朝的使节。

连云港

连云港古称海州，西元前至西元前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等数千，于琅琊郡古朐港东渡日本，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首次航海。

隋唐以后，海州成为大唐帝国和新罗、日本交往的重要城市。大量来往于海上贸易的新罗人在今连云港的宿城设立了新罗所与新罗村，连云港成为当时繁忙的海上运输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清朝统一台湾之后，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与广州、漳州、宁波、四地，于康熙二十三年被指定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称为“四口通商”。

徐闻

徐闻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发祥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派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港出海，经过日南郡（今越南）沿海岸线西行，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随船带去的主要有丝绸和黄金等物。这些丝绸再通过印度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记载，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从中国高州合浦郡徐闻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期已开辟”，那时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是番禺（今广州），船舶出发点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在徐闻发现“万岁瓦当”，非皇家建筑不能擅用可知汉时派驻徐闻官员级别之高。雷州半岛地区一直是海丝之路的重要节点。（注：西汉时，徐闻和申遗城市中的北海同属合浦郡，郡治一度位于徐闻。后世由于政策区划变迁，分属广东湛江和广西北海管辖。）

北海

北海（合浦）对外开放历史源远流长。北海（合浦）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年）设置合浦郡，是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北海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了中外通商往来的重要门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益州

汉代时云南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出孟加拉湾航行到印度。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当由缅甸海岸登陆而达永昌。《厄立特里业海航行记》关于印度东海岸以东地方的描述也可以印证这条路线。英国历史学家哈威在《缅甸史》中说，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chindwinr，今亲敦江)经曼尼普尔(Mannipur)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

——TheEnd——

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