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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三少进群

苏州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苏州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经济发展迅速，至明代中叶已经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却在近现代被曾经的小弟弟上海迅速崛起而取代。

历史当然不容假设，可是读史的有心人常常难免喟叹：“如果当年太平军不破苏州，上海会顺利地逆袭为中国经济中心吗？”

实际上，进入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巨大转折，苏州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衰落过程，上海的勃兴势不可挡。苏州的衰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透过苏州的衰落，可以对传统城市的近代转型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01

先兆：苏州人的北上与“海上”

苏南重镇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辈出、商贸产业发达的城市。

苏州是出名的鱼米之乡，也是出名的商业要道，从宋朝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以后就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比之浙南、福建、粤东等海洋气氛更浓、自然条件较恶劣的地区，苏州人的移民传统和闯荡倾向似乎要弱很多。

但就是苏州这样一个不需要外逃就能过得很好的地区，其实在历史上也一直向外输出着自己的移民。

苏州人口的动荡，始于元末明初的乱世。而且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人口迁移从北向南的方向相反，第一波苏州向外的移民，是往北去的。这并非苏州人之所愿，而是被明政府强制逼迫所致。

▲这时候明太祖上线了，图为国立故宫博物院院藏朱元璋画像（是的，长脸那个是民间版本，嗯。）

明太祖朱元璋对苏州府的人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一方面，这些人在元末的群雄争霸中力挺张士诚，让明军吃尽了苦头；另一方面，苏州工商业氛围浓厚，商家巨子众多，和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价值观相差巨大。

▲凤阳人民朱元璋似乎不太喜欢苏州

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朱元璋迁出了大量苏州府望族，填充到了更贫困的江淮一带。这些迁出的大族，既分散了力量以免张士诚残部再起；又能让已经被战争摧残的皖北苏北各地尽快恢复生产，重新繁荣起来。

把苏州人迁到皖北凤阳等地在《明史》中有明确记载，从洪武元年到永乐十五年的半个世纪里共进行了18次。

往苏北的迁移尽管不见于正史，但并非没有证据。首先大量苏北名人的家谱谈及了自己的苏州背景：

“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施耐庵家谱）

“明洪武年间自苏州迁兴化”（郑板桥家谱）

“吾邑氏族由苏迁泰者十之八九”（《泰县氏族略》）

▲苏北二名人发言

大量相互印证的文献史料，对苏州府人向北进入苏北的历史事实作了侧面描述。

今天在扬州等地仍然能听到用“上苏州”作为睡觉做梦的代名词，或许也正是这些姑苏遗民对远去家乡的最后一点思念。

苏州府不受朱明王朝待见，但地理因素决定了这个地区不会沉沦太久。

在陆上运输不发达的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水运不仅量大，速度也快，靠近运河岸边的城市发展自然迅速。作为京杭大运河抵达杭州前的最重要中转站，又坐拥富饶的太湖平原，苏州很快又恢复了元气。

▲之所以苏锡常三城格外富裕，大运河功莫大焉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苏州已经回到了“郡城之户十万烟火”的状态。（江南一带其实在清初也因为抵抗激烈，被残酷清洗过一次）强制迁到皖北苏北的富家大户留下的空白，早就逐渐被新兴的各地商人工匠所填补。

然而好景不长，近代欧洲列强的进入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和交通思路，海船和铁路取代了运河成为了运力和便捷程度都更胜一筹的交通方式。

在这波浪潮中崛起的，都是沿海、沿铁路的平原城市。苏州依赖内陆水运的地位一下就下降了。再加上天平天国在长江沿线的破坏活动，让苏州人不得不考虑向外移民。

▲太平天国的破坏力极强，上海由于租界的存在幸免于难

上海，于是成为了他们的优先目标。

同居长江入海前最后的冲刺段，地缘上又明显属于同一板块，上海的崛起其实正是苏锡常数百年经济发达的一个延伸。

尽管在地位交接时多少会有些心不甘，但这绝算不上是灭顶之灾。苏州人当然可以闯荡大上海去寻求发展。

根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上海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连）妓院也成为苏帮了”。如苏州钱业三少之一的卢少堂在经营钱庄发财后，便移资上海，专营地产。

事实上苏州商人进驻上海的速度和宁波帮不相上下，只能说是并列第一。但纵使如此，苏州人移民上海的浪潮也是势不可挡，连工匠和平民也因为文化上的相近敢于进沪。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曾对上海的繁荣有过一个铁口直断：“近现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

▲苏州城边士子集会

02

东边：那座叫上海的城市

上海发布

03

真相：历史的选择并非偶然

年5月，大清东南的经济中心苏州城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气氛中。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东征部队日益逼近，江苏巡抚徐有壬慌忙之下下令焚毁客商云集市场繁盛的金门、阊门一带，顷刻之间火光四起，散兵游勇乘机抢劫作乱，以至万千财富化为乌有，哭声震天。6月2日，苏州被太平军攻破。

苏州的巨商富室们倒并没有坐以待毙，精明如斯，自然晓得最安全的门路--投奔洋人。他们纷纷怀抱巨资，携家带口逃往由英法联军协助保卫的上海，为上海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巨额资本，极大助推了上海的城市发展。

太平天国之乱平息后，老牌经济重镇苏州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地位，而上海则一跃成为亚洲最大城市与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所以，日本史学者宫崎市定才有以上的感叹。这也代表了一种常见的观点，即上海的崛起，似乎全凭了战争的偶然，上海是捡了苏州的便宜。

长期以来，地处长三角腹地的苏州，近江面海，以其经济的富庶和文教的发达著称于世，号称“人间天堂”。及至明清，这个“天堂”达到了极盛，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城市，并因明末出现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雇佣生产关系，成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标本地区。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经过了明末至于清末近二百多年的发展，这个“芽”竟还处于萌发阶段。不仅如此，随着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此时的苏州早已衰机暗藏了。

苏州素称发达的手工业，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长期停留在政府和皇室筹措人的地位上，与官方的联系密切，可谓一损俱损，不但需求有限，还随着清朝的衰落，和传统徽商、晋商一样，逐渐日薄西山。

另外，苏州的商人观念陈旧，在面对近代机器大工业和人造绢之类的新兴事物挑战时，反应迟钝，对变革态度消极，反而热衷于投资收益较高的钱庄和当铺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加速了苏州实业的萧条。

苏州虽然地域上近江面海，但在明清时代，它最为仰仗的的交通运输干线是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苏州段一景

然而自嘉庆、道光以来，大运河屡遭截断，漕运渐渐不通。年，清朝设立海运总局，苏州、松江地区的漕粮开始从上海经由海上运往北方，作为海港的上海重要性大增，而内河港口苏州的地位显著动摇了。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且成立了租界。此时，部分敏锐的苏州商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上海，当时重要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乃至妓馆色情行业，都陆续由苏州人带入上海。这些商业资本的转移，远在太平天国动乱之前。

而上海之所以逐渐成为苏商的重点投资地区，除了沿海港口的地理优势，上海拥有苏州所不可能具备的东西--优秀的城市制度环境。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根据《南京条约》中的相关规定，上海成为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而在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签订的《上海土地章程》，以“永租”的形式开启了上海租界的历史。

这个在很多人眼里乃是百年国耻的上海租界，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完全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其迥异于中国内地的制度环境与英法武力保卫下的客观环境，成为上海经济腾飞的根源。

首先，租界内部照搬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确立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地方自治体制。

租界立法权主要通过“纳税人会议”，这几乎就是一个小议会，其成员主要由具备一定财产和纳税数额的人组成，具有选举工部局董事会及批准工部局所制订的“法律”的权利，租界内各种法律、财政、税收及其他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其讨论决定。

租界行政权则由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掌管。

此外，租界还设有维护公共治安，以打击一切有组织犯罪为目的的巡捕房，这种警察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南京东路英巡捕房大门

这样一套完整照搬西方体制的城市自治制度，连带附带的大量完善的西方市政管理配套制度和健全的技术经验，虽然其订立的初衷是为了西方殖民者自身的利益，但由此所营造出来的相对安定的制度环境，自然也会惠及到众多的华商，并带动上海华界经济的发展。

由于租界华商和外商的关系极为密切，处于一种利益共同体的状态，一旦有危及华商利益的事态出现，驻沪英法军队会毫不犹豫的武力保卫上海，以使上海免遭任何祸害，在晚晴动荡的岁月，这种安定环境是内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

▲上海租界地图

此外，租界的这套政治制度，以保护个人财产和权益为基本准则，界内一切财政、税收、贸易、金融等经济活动都按照西方的模式运作。这也极大的保障了租界内华人的利益，不受清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和对人身财产安全的任意侵害。

租界同时还规定华人可以在利用上海租界的外国领事馆注册公司，这吸引了众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断在上海办厂，并把大部分的工业、商业和金融设施都集中在租界境内。

其次，上海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近代化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已足以与欧美先进国家的市政水平相媲美。

上海的市政建设，采用了大量专业化、近代化的市政建设规划，开辟道路、修筑码头、疏浚河道、架设桥梁，建设学校、医院，设置公共交通、消防系统，兴建发电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的中国城市所不具备的，充分显示了西方市政管理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

▲上海街道路灯林立

以城市街道为例，租界的道路按照西方城市路政的管理概念，一开始就把路灯、下水道等工程直接纳入规划中，此外还包含了道路维修和养护的一整套规章制度，井井有条。时人描写当时的租界道路：“沟池则时加疏浚，无使淤泥之稍积，晴则轮水奔腾，尘漠不飞，夜则电毯地球，照耀如昼”。

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安定、有序、便利的制度环境和私人财产安全的保护，往往比其他很多因素都来得重要，因此众多的华商宁可增加一部分成本，也一定要在上海设厂。其结果就是，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由上海租界进出的对外贸易，一直稳居全国贸易总额的五成到六成。

到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以弹丸之地，奠定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集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外贸额、关税、工商业资本、金融存款。

租界的巨大成功，还刺激了上海华界的官绅商民。在清朝的最后十几年，上海地方政府终于开始采用租界的路政管理方式，设置“马路工程局”开辟马路，设置路灯，并且也设立了巡捕房。这个“工程局”后来被地方士绅接手，采用了议会制，议员有民主选举产生，并逐渐发展为地方自治性质的市政机构，弥补了政府薄弱的地方管理。

在此类制度的变革和租界经济的带动下，上海华界也得了了很大的发展，一度衰落的老城厢地区又繁荣起来。华界与租界的协调发展和进一步的融合，使得上海的经济吸引力更加势不可挡。

综上，太平军攻略苏南，严重摧毁苏州经济这一历史事件。但是因为租界，苏州富商一样会被上海的“十里洋场”所吸引，逐渐完成财富的转移，因为这里的制度环境和安全保障，实在是太好了。

近现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

（来源：凤凰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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