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厦门街景

八

年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自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守台湾的日军便对厦门虎视眈眈。权衡中日双方军力对比可知，中国军队防止厦门沦陷的企图，基本上不可能达到。为了在“厦门沦陷”前期，做好对日潜伏工作，戴笠决定再次前来厦门视察、布置工作，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厦门的重要原因。

其实，戴笠年4月末也曾来过一次厦门，当时是安排厦门秘密机关的布局组织工作，调整机构管理人员，同时与自己新近保荐、已经登上厦门市长职位的王固磐等在厦老朋友会面。那一次来厦，他就住在王固磐家中。因为不是秘密战线斗争状态，所以叙述从简。

此次戴笠复来厦门，首要任务是亲自召集军统闽南站站长沈觐康、副站长陈式锐、闽北站“厦鼓直属组”组长张圣才、以及刘汉东（市公安局侦缉队长）、吴茂序、陈雪江等军统骨干人员秘密开会，制订“厦门沦陷”后的潜伏计划。

据沈觐康的外孙林斌，根据其外公回忆所创作的《朱门风景》一书中记述，戴笠当年来厦门十分突然，使得时任“厦门公安局长”的沈觐康颇感意外。

沈觐康又名沈静安，福州人，名门望族的后代。其曾祖父是“大清帝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因此，他也是中国近代史开篇人物林则徐的后裔。

沈觐康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宫巷的“沈家大院”，早年曾留学德国柏林、汉堡等地，先学习了航空机械，后改学警察管理专业。年回国后，历任“福建省会（福州）警察局”督察长、“欧亚航空公司”西安站主任、“浙江杭州笕桥中央警官学校”警政和德文上校教官、“浙江省会（杭州）警察局”第二分局长。

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任职期间，他与胡宗南在飞机上相识。胡宗南认为沈觐康是一位优秀人才，随后将其介绍给戴笠任用。戴笠看到沈觐康的学历及其家事，认为他与福建海军系的官员渊源不浅，遂于年向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推荐，并于5月任命其为厦门市警察局局长。随后，他亦兼任了军统局改组后的第一任闽南站少将站长。

年5月厦门沦陷时，沈觐康跟随市政府人员整体撤离厦门。由于其离厦前，部署潜伏人员工作不当，致使潜伏工作陷于瘫痪状态，而被戴笠解职。

之后，他脱离军统前往越南海防，担任“欧亚航空公司”商务驻站代表；继而又被调任“欧亚航空公司”重庆站主任。

随后，军统召其归队，并委派他前往甘肃，担任了“兰州警察局”局长兼军统“兰州特训班警政系”少将主任；此后，沈觐康又被提升为军统“中美合作所”工程处处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年10月沈觐康重返厦门，担任“第三战区金厦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又出任“厦门市警察局”局长。因与中统系出身的厦门市市长黄天爵不睦，被迫于年秋季离职。

沈觐康卸任警局职务后，改业从商。他先后担任过“上海美龄玉牙膏厂”主任；“福州市公共汽车公司”经理以及“宫巷小学”校长等职务。

年“新政权”成立后，沈觐康被逮捕，并确定为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年2月，沈觐康又被移送“北京秦城监狱”关押。年4月作为第七批（最后一批）特赦战犯，沈觐康终于被人民政府释放，返回福建生活。

他晚年在福州生活期间，曾担任“福建省政协文史馆员”一职。年11月沈觐康在宫巷家中去世，享年83岁。

九

下面摘录其外孙林斌《朱门风景》一书中，比较可信的文字，加以整理记述。

年10月中旬的一天，沈觐康接到了机要室主任拿来的一封电报，全文如下：“厦门墨池兄（指沈觐康）鉴：我将于近日赴厦门游览，行期另告，届时当共赏秋色，畅叙别情，弟沈沛霖叩”。沈觐康一看署名，便知是戴笠无疑。因为戴笠笃信阴阳八卦学说，算命的先生说他命中缺水，所以“他的化名一律起得湿漉漉水汪汪。”沈觐康读完电报后，“不由地苦笑了一下。戴老板真会开玩笑，也只有他才想得出如此富有闲情逸致的电文。”沈觐康知道“戴笠的性格并不幽默”。不过，戴老板“到底是委员长身边的人，短短的电文也很牛匕，大将风度，局势愈是危急，就愈是一派从容。”于是，沈觐康想起来刚刚发给戴笠的一份绝密电报。“据有关情报探知，日本军部已拟对金门动手，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先遣部队，目前正在台湾基隆集结待命。一旦金门失陷，则厦门很难保全。如此，当务之急只能是考虑厦门一旦陷于敌手后的应变之策。把事情做在前面，之后与日本人玩游戏，方能先胜一步，棋高一着。”想到这里，沈觐康对戴老板“厦门之行的目的已经揣摩的八九不离十了”。

作为特工人员，戴笠的行动一向诡秘而低调。按照约定的航班时间，沈觐康准时前往厦门码头迎接戴笠一行。但直到轮船航班上的旅客都走光了，他依然没有看到戴笠的身影。沈觐康正寻思着戴老板是不是更改了船期，是否需要沟通一下，再行举措。忽然，一个人走到沈觐康的身旁，“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板已经到了。”此时，已“回过神来”的沈觐康，看见是戴笠的副官随从，于是“顺着他目光指引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人正站立在堤岸边，笑眯眯地望着自己。此人正是戴笠。”“戴笠一改平时的装束，那一身藏青色哔叽中山装变成了玄色丝绸长衫，头上戴了一顶南洋遮阳帽。拉得低低的帽檐下，是一副当时十分时髦的墨晶太阳镜，而额下竟‘长出了一撮灰白的胡子’！那模样，与厦门街头常见的南洋华侨商人毫无二致。”沈觐康急忙上前正欲开口问候，却被化了装的戴笠所制止，且拉着他上了沈觐康停在码头旁的汽车里。在汽车中，沈觐康向戴笠道歉，说自己没能认出戴老板，实在不该。“奇怪的是戴老板的心情非常好，非但没有丝毫生气，反而笑呵呵地说，墨池兄，不怪你嘛，你看我的化装术如何？”看着沈觐康带着抱歉的表情望着自己，戴笠笑着说：我是故意难为你一下，试试我的化装术如何，你不要介意。其实戴笠化装，是为了躲避在厦日本特工的注意。当时厦门社会人员的构成非常复杂，日本商人、台湾籍民随处可见。虽然此前日本民众大多数因为中日两国已经交恶，而撤往台湾。但日本海军特务机关、以及《全闽新日报》社、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在撤离厦门前，已经部署了若干潜伏人员，隐藏在厦门和鼓浪屿周边地区。为了防止泄露行踪，戴笠此行选择了化装进入厦门。

汽车在厦门曲折的道路和街口中穿行，一会儿就到了沈觐康的公馆。戴笠此行不住旅馆，选择下榻沈觐康的家中，也是为了做到非常时期的保密工作，万无一失。可是，就这样的秘密接待工作，依然没能瞒过日本密探的眼睛和嗅觉，他们很快就获知了戴笠来厦的消息和行踪。因此，竟在鼓浪屿出版发行的日系报纸上，刊发了戴笠来厦秘密活动的新闻。戴笠为此大为光火，自己“白白费劲化装了一番不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你的行踪人家都了如指掌，这叫军统今后还如何开展工作？此事太叫戴老板没面子了！由于这件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致使戴老板在军统驻厦门各单位负责人的秘密联席会议上的训示报告，偏离了既定的主题。戴笠此次来厦目的是研究布置厦门沦陷后的潜伏工作，以及如何开展敌后情报、行动工作等等。然而，戴老板之后的讲话，已经变成了对团队内部所作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训示。”

戴?笠

戴笠说：同志们，我这次到厦门来，看到同志们的工作是努力的，是有成绩的。譬如，“闽北站厦鼓组”破获日特柯阔嘴一案，就很好嘛。但是，这很不够，很不够！我常常说，我们团体的每个同志都要时时记着“体念领袖苦心，秉承领袖意志”。请问，大家做到了吗？！做到的请举手！我看没有哇，没有一个人做到！这使我很痛心，很痛心啊！

戴老板的开场白，当头敲击了在场大大小小的特工们一记闷棍。见大家面面相觑，不明就里，戴笠话锋一转，勃然作色道：我到厦门来，是来开展秘密工作的。可是，我戴某人秘密来厦门的消息，居然被日奸公开刊登在报纸上！这是个什么问题呢？这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戴某人安危事小，完不成领袖交给我们的任务事大！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领袖日夜操劳，指挥“淞沪抗战”，我们团队如果不能为领袖分忧，那还叫什么最革命的团体？小日本是想一口吃掉我们，不要以为你们东南地区就没事了，厦门只是日本人嘴边上的一块肉！人家爱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大家还不振作起来，那么，今天只是登一条新闻，明天，恐怕你们的脑袋还会被人家拿了去呢！这件事要查，一定要查清楚，是哪个泄漏出去的，一定要严办！

戴笠越说越气，嗓门越来越高。沈觐康连忙给他斟上一杯“白开水”。当年戴笠以领袖为榜样，不喝茶水只喝白开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在军统内部，但凡老板在场的会议，一律只奉上白开水。

戴笠瞟了沈觐康一眼，口气稍稍缓和了些。喝了一口以法国矿泉水冒充的白开水，继续说道：我这样说，并不是吓唬你们。八月初我在上海布置团体的工作，委座把我紧急召回南京，问我为什么与敌人还没有开战，日本人就知道了我们的最高机密，就知道了我们的作战意图？我知道委座说的是集结于长江的日本军舰偷偷开溜的事情，我只能打自己的嘴巴！委座生气，我很难过，是我们团队失职，是我们无能啊！这事一查，原来是人家小日本钻到我们肚子里来了。堂堂的国府行政院“简任级”高级机要秘书，竟是日本人的间谍！这个大汉奸把最高国防军事会议的作战计划统统送给了日本人，几十条军舰呀，就从我们江阴炮台的眼皮子底下溜掉了！这个叫黄浚（即黄秋岳）的大汉奸就是你们福建人。这一次，我戴某人是把脑袋提在手上工作的。我对委座说，学生一个月内不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我的头就交给校长了。

说到这里，戴笠铁青的脸色开始阴转多云，浓浓的扫帚眉梢也开始翘了起来：其实就是十几天嘛，我戴某人即查清了这个大案，并且在南京新街口的咖啡馆和玄武湖公园把十来个汉奸一网打尽。这说明，只要敢豁出性命来，为领袖分忧，我们的团体就不是吃素的。才能算是最革命的团体！

戴笠慷慨激昂，面露得意之色。同志们纷纷趁机恭维老板。沈觐康说：这个黄秋岳，我是认识的，说起来还是政界的闽人前辈，此人喜欢舞文弄墨，据说写了一本什么《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书，名堂就很古怪。此人平时很自负，正眼都不看人一下，摆一副名士的臭架子。我看他就不像什么好东西。果然，是个大汉奸！厦门的同志们都知道，此次黄案的侦办，是戴先生指挥有方，为我们团体扬了威！

大家众口一词说；“是是，戴先生高明，行动神速。8月26号，最高法院将那十来个汉奸处以极刑的消息，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真是大快人心！这也是我们团体的光荣，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有光！“

戴笠发泄了一通，又自我标榜了一番，见同志们都很有觉悟，怨气才慢慢消了。随后，他摆摆手很大度地说：大家能这样想，我很高兴。团体，团体，就要团结得像一个人的身体。我说过，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你们把闽南的工作做好了，我戴某人的脸上也有光彩……

这次会议，就这样在戴笠的“政治思想工作”训话中结束了，会议中根本没有涉及实质性的“业务工作”问题。可是，戴笠下一步的想法，沈觐康自然知道。他认为戴老板是想把真正的机密事宜，尽可能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通报。

此后数日，会议断断续续地，连开会的地点也变化不定。戴笠在厦门经过几天布置，总算把正事研究妥当，之后他离开厦门前往香港。

十

以上是沈觐康的外孙林斌，根据八十年代初与沈觐康的几次“只言片语”式的“长谈”，以及沈觐康“支离破碎”的回忆，“去伪存真”复原的戴老板的讲话大意，以及戴笠来厦的大致经过。

附带说明一下戴笠讲话中所提到的“闽北站厦鼓组”，成立于年8月18日，组长是张圣才，组员有张廷标、张天昊等七人。这也是张圣才加入军统组织，参加抗日工作后的第一个组织身份，他的上级就是军统闽北站站长张超。当时“厦鼓组”的主要任务是日侨撤退后，搜集潜伏在厦门和鼓浪屿的日本特务活动情况。之后“厦鼓组”便破获了日本领事馆特务机关隐藏在鼓浪屿的特工郑石为、及其手下陈龙江、柯阔嘴、柯朝根一伙；继而又破获了吴在和等日本特工人员。

抗日特工张圣才

因此，在上述厦门会议中，得到了远道而来的戴笠的表彰。很显然，张圣才也出席了这次秘密会议，此后他被调往福州工作。

另据沈觐康回忆，戴笠开完这次会议离开厦门没几天（即年10月26日），厦门的直属县金门岛，就被日军攻陷占领。唇亡齿寒，致使厦门市区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这就是戴笠第三次前来厦门处理公务的过程描述。

戴笠离开厦门，取道香港返回武昌军统总部（当时办公地址在武昌平悦路33号）后，沈觐康随即着手具体落实戴笠在会议中，要求组建潜伏组的策略。

其实，沈觐康对国军守住厦门不抱任何希望，他看到即便是上海、南京等国民政府的重要城市，其抵抗的结果也是沦陷，更何况“弹丸之地”的厦门。戴笠曾经说过，厦门就像是日本人嘴边的一块肉，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早在年3月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就曾到访过厦门，并梳理本地的军政情报。同年12月，日本“台湾总督府”又派遣特务冈本、土桥等人来厦，秘密从事分裂福建的政治活动。在这种背景下，沈觐康为挑选潜伏人员而伤透了脑筋。“厦门沦陷”前，大家都想早日内迁，实在是没有几个人想“与厦门共存亡”。

戴老板亲临厦门布置工作，毕竟是原则性的要求。而实际计划实施的责任人还是沈觐康。“潜伏组”除了组长一职需要报请戴笠批准外，一般组员都由沈觐康圈定。

继而，他反复仔细地翻看了花名册，除了几名比较有把握的骨干外，又看到了几个非常顺眼的名字，随即提笔勾画了圈圈，比较草率地“乱点了鸳鸯谱”。事实证明，这种“乱点鸳鸯谱”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林光明”这个名字，看似光明磊落，但之后在实际潜伏中，正是这个林光明成了“兆和潜伏组”的叛徒，最终将该组织人员全部出卖给日本人，使之被日本特务机关一网打尽，导致“厦门沦陷区”与“国统区”的联系一度陷于瘫痪状态。

（注：据原“兆和潜伏组”成员黄德昌、陈重宗回忆，林光明原本就是日本警察本部的外围工作人员，被军统招募加入组织后派到漳州受训，随后，反卧底进入行动组。）

被捕的中国特工兆和组成员

若干年后，沈觐康在回忆“兆和组事件”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认为“当年干的那些事，潜伏啊暗杀啊，就好比是赌博，你完全有可能输得很惨，但你不去赌，则连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搞特务工作的，没有赢的机会就等于输了。所以，你必须去赌！“可惜，沈觐康的想法在当时就没有赢的机会。

“厦门沦陷”后，他所布置的潜伏人员随即四散而逃。戴笠为此大发雷霆，迅速下令撤了沈觐康“闽南站站长”的职务，并将副站长陈式锐调往武汉工作。而所遗“军统闽南站”站长一职，抽调身在福州的张圣才返回漳州接任。因此才有了张圣才6月7日凌晨，在夜幕中从海沧秘密潜回鼓浪屿，重组“兆和潜伏组”的全过程。

可让戴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圣才重组的“兆和组”在日本特工的多重围堵下，也仅仅存在了两年时间，就遭到日军情报部门的重创，组员二十余人被捕，多人为此遇害。戴笠痛心之余，决定再派潜伏人员打入厦门，获取情报，但都未能如己心愿。好在，年来自台湾的所谓“日本特工”林顶立，决定秘密回归祖国。这一意外，令戴笠大喜过望。于是，林顶立便成为军统当时潜伏在厦门日伪高层的一张强力王牌，为国民政府窃取日军经济、军事情报，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来源通道，以此削弱了由于“兆和潜伏组”的瘫痪，所带来的战略损失及其巨大影响。

接下来为了配合林顶立在厦门的潜伏工作，军统局专为其配备了秘密电台，并派遣军统总部著名的译电员、报务员姜毅英再次来厦，工作生活在鼓浪屿，与林顶立共同完成秘密使命。

之后，林顶立与姜毅英的合作，确实没有让戴笠失望，不久即传回了日军即将“南进”的可靠情报。

年8月20日第一稿，

年10月18日第二稿，

年9月17日第三稿。

年7月24日稿件完成。

图????文：吴永奇

技术支持：吴米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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